宣傳律師就是宣傳法制

律師及律師制度與法治社會有著天生的血緣關系，其產生和存在離不開人類社會的法治化進程，其發(fā)展反過來又促進法治的進步。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在一個社會內樹立起法律的權威地位，這在形式上有賴于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在基本價值取向上則強調以民主為基礎，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和維護公平正義。這樣，要實現法治的根本要求，律師的作用不可或缺，也正是在法律制度、法治精神與民眾現實生活的連接處，律師職業(yè)應運而生并成為推動近代社會法治化進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就當今社會而言，律師制度及律師職業(yè)的發(fā)展就是一個展示國家法治建設全貌的窗口。

每一個職業(yè)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肩負的使命，正是這種價值和使命確定了其社會地位和作用。由此，我們不禁發(fā)問：在現代社會，律師作為一種職業(yè)擔當著怎樣的社會使命?這個使命對于整個國家而言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可以說，從律師制度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律師就與公民個人的權利聯系在一起，律師的天職，就是要為維護當事人的權利而斗爭。律師維護法律尊嚴、實現法律秩序普遍正義的職責，是通過獨立于公共權力之外的方式來實現的，有時甚至是以與公權相對抗的姿態(tài)出現，為弱小者辯護，為實現公正挺身而出。這樣，無論是履行辯護人的職責，還是以其他方式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律師工作都是在主張社會主體的權利，使之在法律上得以明確并進而獲得保護。正是這一角色決定了律師的任務和使命，決定了律師在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進程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彰顯出巨大的社會意義和價值。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以權利為本位，社會利益的分配以對權利的界定為前提，只有首先尊重作為社會和市場主體的公民個人的權利，才有可能建立起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這反映到法治的價值目標上，就是對人權的維護和保障。是否重視個人的權利，是我們國家法治進程中一個尤為重要的問題。內斂性的歷史傳統賦予中國文化濃重的團體本位、義務本位意識，主張個體權利的愿望被壓抑到最低限度，而與之相對應的公共權力卻得到空前膨脹，形成高度發(fā)達的專制集權體制。對公共權力進行制約，力戒集權政治的不合理性，從法律的高度對個體權利予以尊重和保障，成為民主社會的特征與標志。
而律師制度本身就是對權利價值認可的社會證明，是司法專橫的對立物；律師職業(yè)群體作為一種民間的、非官方的力量是進行司法監(jiān)督、防止公共權力的獨斷專行、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的重要力量，是保障健全的社會體制的“安全閥”，在現代法治社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正因為如此，當今世界各國都把律師看作是社會民主制度的捍衛(wèi)者，特別是在公民權利與國家行政權力、司法權力對峙的場合，“為權利而斗爭”的職業(yè)信念使得律師當然地成為法治進步的推動者。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真正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如果每一個公民都了解權利的價值并相信法律的普遍正義，而律師能夠為維護公民的權利、捍衛(wèi)法律的正義而盡心竭力，那么國家和民族就具備了繁榮興盛的基礎。而當律師職業(yè)的興衰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絲絲相連的時候，其所承擔的使命不可謂不重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學家江平在為《中國大律師》一書作序時，發(fā)出了“律師興則國家興”的時代強音。
近20年來，我國律師業(yè)發(fā)展迅速，律師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這都體現出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已經上了一個新臺階。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即使到了法律已經大為完善、“以法治國”已經成為一項基本國策的今天，律師工作依然充滿了艱難險阻。認為律師就是替罪犯辯護、幫壞人說話的偏見在社會的一些角落根深蒂固，造成律師在執(zhí)業(yè)過程中困難重重。為他人權利而斗爭的律師連自身權利都得不到保證，他們的執(zhí)業(yè)活動受到各種限制，打擊報復律師、侵犯律師人身權利的現象也時有發(fā)生。“據不完全統計， 1995年來，全國律師因涉嫌偽證、包庇、徇私舞弊等罪名被傳訊、拘留、逮捕者逾百人，其中一些律師是在開庭休庭后，在法庭上直接被公安或檢察機關帶走的。”在律師涉嫌犯罪的案件中，律師要澄清自身的是非都非常困難。例如律師王一冰，為人辯護反被誣告，在證據不足、事實無法認定的情況下卻被檢察院堅持起訴，致其無辜坐牢長達2年之久，雖然最終被判無罪但其時已是傾家蕩產，同為律師的王妻對此也無可奈何，心灰意冷之下，夫婦二人出家遁世。“作為律師我連自己的權利都保護不了，還怎么為別人服務?”這樣的現狀距離“律師興”的目標何其遠矣。
現實說明，盡管律師職業(yè)群體為中國的法治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人們對律師行業(yè)的了解和定位還很模糊，一些公權機關包括一些司法部門的工作人員甚至是一些領導干部對律師職業(yè)在國家法治化進程中的使命和作用仍然缺乏足夠正確的認識。這種現狀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我們對律師的宣傳不是做得太多，而是恰恰相反做得太少。但無論如何，律師職業(yè)地位的提高、整體凝聚力的形成以及行業(yè)的正常發(fā)展都非常需要良好的社會氛圍和輿論支持，通過宣傳律師的執(zhí)業(yè)活動和職業(yè)職能向人們展示現代法治的要求和內涵也成了推進中國法治進步的一項必要措施。

一個有序發(fā)展的社會，往往是先有法律職業(yè)的威信，之后才有法律制度的威嚴，這已為很多國家的法治化實踐所證實。而其中，律師界處于何種社會地位、享有何種社會聲望，是衡量一國法治狀況的砝碼之一。那么，在我國是否也能象英國那樣形成有絕對權威的“大律師”，象法國那樣產生德高望重的“法袍貴族”，以社會精英的面貌成為昭儀天下的職業(yè)階層，獲得高度的社會評價和廣泛的社會尊重?對此，我們既不能忽視文化傳統的因素和時代背景的要求，也不可否認律師們自身的實踐與努力。
當人們陷于法律紛爭而不知所措時，律師是其實現私力救濟的依靠、擺脫困境的幫手、主張權利的代言人。這種對律師職業(yè)的信賴感及由此產生的高期望值使得律師具有超出其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和示范性。一個律師如果能夠據法力爭，仗義執(zhí)言，那么就是社會中為民請愿、弘揚正氣的楷模，使人們感受到法律的普遍正義；相反，如果一個律師只為一己之私利不擇手段甚至不惜知法犯法，就不僅是一個人的道德敗壞，其負面影響會使人們對法律本身的公正表示懷疑。因此，律師不僅是受命于危難之際，肩負當事人的利害得失甚至身家性命，更是擔負著以身護法的神圣使命，其責任之重大，不可不弘毅。
同時，律師作為聯系國家法律和現實社會的橋梁，其工作性質和活動方式具有廣泛的社會接觸性。上至政府機構、司法部門官員，下至各行各業(yè)的社會人士，律師都要與之打交道并與他們的利益緊密聯系，這種利益上的聯系有時甚至到了性命攸關的地步。因此，律師職業(yè)群體是所有社會群體中社會化程度最高、社會活動能力最強的一部分，其社會影響力和社會示范性之大之強，使得律師的人格力量在對其進行社會評價時顯得尤為重要。
而就目前情形看，我國律師事務所的數量雖然迅速增加，但規(guī)模小、層次低，行業(yè)的整體力量分散；雖然從業(yè)人員的規(guī)模在不斷擴大，專業(yè)素養(yǎng)也有所提高，但仍未形成高度的團體凝聚力和職業(yè)信念，魚目混珠和唯利是圖者還是不乏其人。并且，律師協會作為律師行業(yè)自治團體尚缺乏獨立性，其應有的功能也難以得到充分的發(fā)揮。針對這一現狀，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在加強整個律師行業(yè)發(fā)展的同時，必須促使律師界產生一批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以其突出的作為產生好的影響力和示范性，為律師職業(yè)贏得社會聲望和尊嚴，以此來激發(fā)整個職業(yè)群體的責任心和信心，引導、帶動一批同業(yè)人士及相應機構向更高層次發(fā)展。所以，無論是要加強律師職業(yè)的社會影響力來推動社會的整體進步，還是要加強律師職業(yè)的團體凝聚力以促進律師行業(yè)的自身發(fā)展，都離不開對于優(yōu)秀律師及律師事務所的宣傳。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對于尚處于成長的初步階段的中國律師業(yè)而言，這句話的意義更加深刻。榜樣不僅是帶動行業(yè)發(fā)展的標準和尺度，而且具有更為深遠的社會影響和意義，因為民眾的信任和尊重、社會的認可和支持，總是從一個具體的、可感知的對象而及于抽象的、普遍的事物。因此，律師業(yè)的發(fā)展必須強化品牌的意識和價值，依托一批知名律師，樹立一批名牌律師事務所，以核心的力量帶動全局的發(fā)展。可以想見，作為律師職業(yè)的品牌代言人，一批名律師和名所的產生，對于律師行業(yè)而言，是成功與進步的標志；對于廣大民眾而言，是法律服務質量的提高；對于社會發(fā)展而言，則是法治化進程中的一個成果。因此，在追求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自身的高品質標準的同時，也應當通過正當的宣傳使品牌的效應產生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法治化演進模式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下的社會變革，無論是制度創(chuàng)新，還是行為方式及觀念的轉變，與本土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之間缺乏一種內在的、持續(xù)的聯系。因而，在這種條件下實現從傳統人治到法治的演進和發(fā)展、外來法律文化的移植就需要更多人為的努力，進行更多的宣傳。宣傳法治的意義在于讓民眾普遍接受和認同、進而是自覺地推動法治目標的實現，使社會的運行進入良性循環(huán)。而律師及律師制度是法治社會的伴生物，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范圍和程度是一個國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標志，是檢驗社會民主程度的晴雨表，因此，宣傳法治就要宣傳律師，宣傳律師就是宣傳法治。
恢復律師制度以來，中國律師在通過執(zhí)業(yè)活動樹立自己形象的同時，還借助多種途徑加強對律師及其社會功能的宣傳，舉行多種形式的活動與社會各領域、各層面進行溝通，向社會傳播律師制度的基本內容、律師實踐對法治的意義，傳揚中國律師的積極貢獻，不僅鼓舞了業(yè)內人士的進取精神，也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也使人們對于法治理念產生了感性直觀的認識，擴大了律師職業(yè)的社會影響。然而，中國老百姓眼中的律師行業(yè)仍然彌漫著濃重的神秘色彩。這一方面是媒體對律師職業(yè)的宣傳不夠，例如在對庭審的報道中，對代理律師和辯護律師的宣傳力度明顯弱于法官和檢查官；更重要的是，律師的自我宣傳對于律師職業(yè)而言，是個禁忌頗多的話題。尤其在國家法治化的早期，社會上仍然彌漫著對法律職業(yè)者的懷疑和偏見。國家的決策也處于兩難困境：既要改變“君子不器”的傳統，又要避免法律職業(yè)的工匠化、庸俗化；既要樹立法律職業(yè)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實行民主和法治，又要保證國家的控制力；既要使律師面向當事人和市場，又要防止蠅營狗茍的逐利偏向和供過于求的身價貶值，如此等等。因而往往對律師宣傳采取限制性策略，特別是嚴禁廣告宣傳。
但現今世界上法治化程度較高國家的實踐表明：當經濟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應該放寬限制，允許律師進行業(yè)務宣傳，推動律師職業(yè)的發(fā)展以順應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潮流。例如在日本，1987年律師制度改革開始放松對律師宣傳的限制；在法國，也并非一概排斥法律服務廣告，只是禁止進行帶有價格競爭性的廣告宣傳。在這方面改變得更為徹底的是美國，197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對“貝茲訴亞利桑那州”一案的判決中，首次認可律師在一定范圍的廣告宣傳。隨著律師服務逐步向商業(yè)化、企業(yè)化的發(fā)展，美國更從憲法的高度對律師業(yè)的廣告宣傳予以了確認。在美國，報刊、電視、廣播、車票等許多媒體中都有律師的廣告。據美國二十家律師事務所統計，1988年的電視廣告費就高達6300萬美元，此后則是逐年增加。為了加強競爭力，許多律師事務所還設立了公關部或者聘請公關公司為自己塑造形象，開拓業(yè)務。
時至今日，律師開展業(yè)務廣告宣傳在許多法治發(fā)展較為成熟的發(fā)達國家已經相當普遍。這種政策上的轉變是與經濟社會的發(fā)展需求密切相關的。在現代生活中，社會關系日趨復雜、法律體系日趨繁瑣，導致律師職業(yè)內部的專業(yè)分工日趨精細，即使是最高明的律師也難做到全知全能；另外，法律越來越超出普通人的能力范圍，在有些情況下人們不能確定自己需要什么樣的法律服務以及是否能夠獲得相關法律服務。通過宣傳，律師可以讓公眾了解自己的業(yè)務范圍及所能提供的服務，也有利于公眾根據需要進行適當的選擇。因此，來自社會方面對律師的宣傳和來自律師方面對自身的宣傳都是社會與律師職業(yè)群體之間進行交流的方式，都是為了讓社會更多地了解律師的執(zhí)業(yè)活動和職業(yè)功能，雖然在具體情境中涉及的是個別的對象，但就整體而言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能夠通過鮮活的人物和生動的事實使法治的觀念深入人心。
況且，律師職業(yè)本質上是為他人服務的行業(yè)，其服務的特點是不可觸摸、具有無形性，在服務發(fā)生之前是無法判斷其優(yōu)劣的。因而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或者律師事務所本身的信譽、聲望對客戶的選擇會產生重大影響，那些信譽好、聲望高的律師或者律師事務所更容易贏得客戶的信任。因為誰都希望獲得好的服務，誰都應該獲得好的服務，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個主體的權利。為了實現這種權利，相應地當事人就有權了解提供服務者的各種情況，以便在此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如果因為某種限制而阻塞了人們了解情況的渠道，從而影響到他們獲得好的服務，這不符合經濟社會的要求，也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可以說，律師或者律師事務所通過宣傳將自身的有關情況真實地反映出來，恰恰體現了對當事人權利的尊重和維護。而對權利的尊重和維護恰恰是法治最核心的內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宣傳律師是宣傳法治的重要內容，而且律師宣傳作為宣傳律師的一個方面，也是宣傳法治的重要內容。

在現代社會中，正當的營利和競爭活動不再被視為是不道德的，其正當性的基礎在于對社會公益的貢獻，這就是通過從事對他人的服務而使自身的利益得到滿足。律師職業(yè)的營利和競爭活動具有正當性應該包含兩個要求：首先是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和崇高的職業(yè)信念，一個律師必須以實現法律的正義和維護當事人的權利為其最高宗旨，在從事職務活動的過程中，能夠堅持勤勉、敬業(yè)、誠信的職業(yè)道德，盡心竭力履行自己的職責，經濟的成功必須從屬于更高的社會價值；其次是誠信公平，尊重他人，不損害他人的利益，要基于合理利他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履行職責。這樣，正當的律師業(yè)務宣傳行為應當是被允許的，這不僅是獲得自身發(fā)展的需要，而且間接地也開啟了一個法治宣傳的社會窗口。
另一方面，如果一種法律制度僅僅從“貴義賤利”的角度來限制律師職業(yè)的營利和競爭活動，那么它能否確立合理的、與現代經濟社會相適應的倫理觀念是可以懷疑的。任何一種制度設計要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就必須認真考慮所要規(guī)范的行為之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及其界限，否則，單純要求達到令行禁止的目的就會顯得很困難。就目前的問題而言，并不是禁止律師進行競爭和宣傳，而是怎樣進行競爭和宣傳的問題。作為律師自身特別是律師組織應當進行更多建設性的探索，而不能一味抱殘守缺、固步自封。關于這一點，已有法學界同仁本著更加客觀的、務實的態(tài)度進行探討并提出前瞻性的建議，例如章武生在其《中國律師制度研究》一書中，通過對現代經濟生活中律師業(yè)務活動特點的分析，指出律師開展業(yè)務廣告宣傳是商品經濟發(fā)展和律師職業(yè)自身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完全禁止律師開展業(yè)務廣告宣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國家政府和律師組織必須對這一問題進行重新思考，“鑒于律師業(yè)務廣告宣傳在現代社會存在的必然性，筆者認為，明確規(guī)定律師可以通過廣告進行宣傳是完全必要的。”
所以，開展業(yè)務廣告宣傳是律師行業(yè)競爭的重要手段，比之于拉關系、托人情的方式而言，這是一種更為公開和公平的競爭。如果競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確立合理的競爭規(guī)則就是最好的選擇。當然，律師職業(yè)的特點決定了其廣告宣傳不同于一般的商業(yè)廣告。就其本質而言，廣告是一種具有廣泛社會效應的商業(yè)行為，其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造市場需求、增加市場份額。但是對律師來說，經濟的成功顯然不是其執(zhí)業(yè)的唯一目的，更不是最終目的，不能為了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而背棄為社會公益服務的宗旨。因此，在通過廣告宣傳進行競爭的過程中，有三點原則應當把握：
其一，在競爭中宣傳自己，但不貶損他人。“不講其他律師的壞話，不講其他律師事務所的壞話”，是最樸素的道理，也是最基本的原則。廣告宣傳的效應就是通過表現自己的長處而獲得公眾的好感，但這種效應不能建立在惡意詆毀他人的基礎之上。任何競爭活動都應以不破壞團體的凝聚力為前提，因為競爭與合作對于律師職業(yè)的存續(xù)、發(fā)展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運行機制，特別是作為一種自治團體，律師職業(yè)團體的組織結構較之于法官、檢察官職業(yè)團體是松散薄弱的，因而在維護職業(yè)整體的利益方面，共同的職業(yè)信念和團體合作的精神顯得尤其重要，必須強調在友好合作的基礎上展開公平競爭。
其二，律師業(yè)務廣告的主要作用是讓公眾了解自己的情況并以此為基礎作出判斷和選擇，而不是以各種“承諾”、“優(yōu)惠”等誘導客戶。所以，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必須發(fā)布真實信息是其在廣告宣傳中應遵循的基本準則，任何夸大其辭、不合實際、炫耀某種特殊關系以及其他足以對公眾造成誤導的信息都應當是被杜絕的。
其三，不僅要注重廣告宣傳的經濟效益，更要注重廣告宣傳的社會效益。為了避免墮落為單純的營利者，通過宣傳塑造自己的社會形象也是宣傳的重要目的之一，應當本著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向世人展示律師的工作風貌，這是律師在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保持張力的一種重要方式。正如戈登(R．W．Gordon)所指出：“盡管律師的服務和技術是出售給客戶的，但他們個人的政治信念卻不是……因為律師職業(yè)的人格的一部分必須另外貢獻給公益。”
21世紀，中國律師伴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各項事業(yè)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中國律師作為新事業(yè)的探索者和實踐者站在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前沿陣地，律師職業(yè)的發(fā)展意味著法治的進步，對律師的宣傳就是對法治觀念的傳播。通過這一職業(yè)群體的貢獻，人們必將感受到法治的精神和時代奮進的脈搏。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我國律師職業(yè)及其相關制度的產生屬于外發(fā)型和晚近型，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礎和職業(yè)操守的傳承，在這種條件下實現快速發(fā)展，其前進的腳步難免有些倉促急切，其前進的隊伍也難免良莠不齊。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象我國律師業(yè)在百年之間經歷了從無到有、從舊時代到新時代、從中斷到恢復、從國家包辦到逐步自主這樣一個曲折多磨的過程，能取得現在的成就已是難能可貴。也正是因為難得我們才更應當珍惜，使之在現有的基礎上因勢利導、揚長避短，以取得更健康的發(fā)展和更全面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