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響警鐘的可憐人與難言的苦難
文＼張戈
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成都分所律師
十一月卷首語聊一聊關注度極高的方某洋案。
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如今打開微博熱搜，前五十條里有7-8條都是關于“女性無法生育被虐待致死”的相關新聞。方某洋案中，對受害者的家人來說，這無疑是個致命打擊，“出嫁前人還好好的，只是反應有點慢，可是身體從來沒有什么毛病……”；對于施暴者來說，他們一直在渴求家庭新成員而無法求得的痛苦之中；對于這個因繁衍而結合的新家庭而言，只能看到怨憎會的苦澀。這樣的悲劇讓人扼腕嘆息，可是一審法院對于施暴者的畸輕判罰才是引爆社會輿論憤怒的原因。
旁觀者不能理解為什么同樣的施暴行為，同樣的傷害結果，只是因為罪名的不同，在刑罰上能產生如此大的差異。
原因主要有兩個：一來是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在主觀上的惡性程度是不同的。虐待罪并不以直接造成他人身體傷害為目的，而只是企圖折磨他人精神、肉體，對于他人受傷的結果，主觀上是過失而非故意；但是故意傷害罪是直接以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為直接目的，對于他人重傷或死亡的結果，主觀上是故意，這種主觀惡性的差別直接導致了二者刑罰的不同；另一個原因在于，虐待罪的主體限定在了“家庭成員”之間，而故意傷害罪的主體可以是任何人，這里也體現了我國的一個立法傾向——對于家庭矛盾、家庭關系的處理，我國的立法是非常謹慎的，因為家庭是社會的主要構成要素，社會的穩定需要家庭穩定作為支撐，而家庭之間的矛盾外人是很難判斷清楚的，正如老話“清官難斷家務事”，因此在處理家庭矛盾的法律問題上，法律的傾向是小心的。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在處罰上的具有根本區別。
婚姻從來都不是為了繁衍而進行的性交易，婚姻應該是基于自由、平等之上的愛和責任的結合。方某洋還患有智力障礙，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理應被給予更多關愛，可是張家卻因為花了彩禮錢卻換不來孩子而對方某洋施暴，這無疑是把女性的生育能力明碼標價，他們想要的是生育機器，而不是一個新的家庭成員。
方某洋不幸成為了封建落后，卻又改變乏力的觀念的犧牲品。警鐘在此刻敲響，而人生七苦卻盡顯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