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美芬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空間活動范圍越來越廣，為保證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以及案件的執行，限制出境措施越來越多地被采用。但由于現行法律對該措施規定較粗，尤其在
離婚案件中，
律師對實踐中如何操作也不清楚。本文對限制出境措施的現行法律規定進行了歸納，并通過筆者代理過的兩個真實案例就當前法院在離婚案件中采用該措施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拙見。
案例1：
劉某與王某于2003年2月在北京市某區婚姻登記處登記結婚，2O08年5月，劉某
起訴離婚。庭審過程中，雙方對爭議房產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王某遂申請人民法院進行評估。恢復審理后，雙方進行了法庭辯論，之后又都提出對方名下還有共同存款，但均無法舉證。因此，法官又另行通知了開庭時間，再次開庭后，雙方都沒有就共同存款事實提供證據證明，并完成了法庭的最后陳述。
次日，王某在機場換取登機牌后被告知被采取了限制出境措施，后了解到劉某以王某可能將共同存款轉移到境外為由申請限制王某出境，承辦法官緊急報本院院長批準后，經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決定對王某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并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采取邊控措施。
王某了解到相關情況后，立即表示愿意提供擔保，申請解除限制出境措施，但承辦法官以審批程序繁瑣為由一再推拖。
2008年10月，人民法院作出準予雙方離婚，爭議房產歸劉某所有，由劉某補償王某房屋折價款人民幣五十萬元的判決。上訴期限屆滿后，雙方均末上訴。劉某亦在履行期限內依據法院判決支付了王某全部房屋折價款。此時，王某再次向原承辦法官提出要求解除限制出境措施，最終得以在三個月期限屆滿前經申請予以解除。
案例2：
吳某和鐘某均系德國人，雙方才2000年6月在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登記結婚，2005年吳某回國工作，后雙方感情破裂。2006年7月，吳某提出離婚并曾兩次赴德與鐘某協商，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同意價值約三百萬元的兩套房產均歸鐘某所有。吳某按約定把房產過戶給鐘某后，鐘某以各種理由不去
辦理離婚手續。
次年2月，吳某正式起訴，鐘某遲遲不接傳票，得知其在國內后，吳某前去找她，發現鐘某把兩套房產都賣了，經查詢其出入境記錄，鐘某確在國內，但無法取得聯系。
吳某遂向法院提出限制鐘某出境的申請，但承辦法官以限制出境有限制當事人婚姻自由之嫌、邊控審批手續過于繁瑣等為由不予同意。后鐘某如期出國，導致案件只能采取公告的方式送達，案件至今尚來審結。
一、關于限制出境措施的現行法律規定及司法解釋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 被執行人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其采取或者通知有關單位協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統記錄、通過媒體公布不履行義務信息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措施。
■《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批準出境：
（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認定的犯罪嫌疑人；
（二）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結民事案件不能離境的；
（三）被判處刑罰正在服刑的；
（四）正在被勞動教養的；
（五）國務院有關主管機關認為出境后將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損失的。
■《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外國人，不準出境：
（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認定的犯罪嫌疑人；
（二）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結民事案件不能離境的；
（三）有其他違反中國法律的行為尚未處理，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需要追究的。
■《關于依法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公民出境問題的若干規定》
可見，限制出境措施在訴訟及執行程序中的運用雖然有現行的法律依據，但相關規定顯然過于粗略。比如，《民事訴訟法》只規定可以通過媒體公布被執行人不履行義務的信息，但沒有具體規定公布的程序和要求，而且對于公開曝光后，被執行人自動履行了法律義務的，法院應當如何撤回曝光的信息等都沒有涉及；《關于依法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公民出境問題的若干規定》中雖然對限制出境執行當中的注意事項、審批權限以及公、檢、法機關在限制出境時可以采取的辦法進行了規定，但實踐當中仍然缺乏可操作性。
二、人民法院在離婚案件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存在的問題
第一、法官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把握的尺度不一，一方面尺度過松，甚至將限制出境措施與財產保全制度相混同，另一方面又嚴格控制，導致案件無法順利審理。
案例1中，劉某申請對王某采取限制出境的理由是王某可能將共同存款轉移到境外，由此可以看出，法院是以財產保全的性質對待限制出境措施的。而在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中，限制出境措施是作為法院的強制執行措施予以規定的，該法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被執行人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其采取或者通知有關單位協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統記錄、通過媒體公布不履行義務信息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措施。
財產保全措施是指為保障將來的生效判決能夠得到執行或者避免財產遭受損失，對當事人的財產或者爭議的標的物，采取限制當事人處分的強制措施。
而限制出境涉及遷徙自由，屬于對公民基本權利之人身權上的限制。可見，依據上述兩項措施所限制的權利本身和當事人所受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筆者認為，實踐中對于這兩項措施的運用條件及程序應該是有所甄別的。
從案例1來看，盡管依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條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批準出境：……（二）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結民事案件不能離境的……，但筆者認為，由于限制出境涉及人身自由，實踐中宜從嚴掌握。劉某認為王某有將共同存款轉移到境外的危險時，通過在訴訟中財產保全措施，申請法院對王某的賬戶予以凍結即可以消除此種危險，就沒有對王某采取限制出境的必要。
相反，案例2中，鐘某在吳某將房產全部過戶給她后，拒不辦理離婚手續，而且迅速將房產轉手給第三人，并從此失去聯系。吳某無奈向人民法院申請限制鐘某出境，但法院不予接受，直接導致案件長時間無法審結，吳某陷入長達數年的訴訟。如果說該案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有限制鐘某婚姻自由之嫌，那么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又何嘗不是事實上限制了吳某離婚之自由？
可見，案件2中法官把握限制出境措施又是過于嚴格的，吳某與鐘某協商近半年，并已經將 房產都過戶過給鐘某，無奈起訴后，鐘某拒不應訴，并被發現已將全部房產轉手，應該說鐘某的故意是非常明顯的，為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法院應當決定限制鐘某出境。第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具體程序和步驟，導致實踐中被申請人的知情權和救濟權無法得到保障。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對其采取或者通知有關單位協助采取限制出境，可見，人民法院對限制出境措施享有決定權，出入境管理機關對人民法院的協助執行通知負有法律上的協助義務。
具體程序為：申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承辦法官填寫相關審批手續報本院院長批準→報送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報出人境管理機構協助執行。
因此，對于限制出境的決定人民法院應當以書面形式作出，同時應當送達被申請人，被申請人對該項決定不服的，可以向本級或者上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
案例1中，人民法院并未以任何形式告知被申請人被限制出境，而是將限制出境的決定直接通知出入境管理機關協助執行。這種做法剝奪了當事人知情和申請救濟的權利，構成了嚴重的程序瑕疵，并給當事人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被申請人曾就此向承辦法官提出質疑，法官以如果提前通知被申請人，被申請人收到通知后馬上出境，就可能導致該措施無法執行回答。而事實上，這種解釋純屬無稽之談。法院作出限制出境的決定后應當是同時通知被申請人本人及出入境管理部門，從法律上保障被申請人的知情權和申請救濟的權利，絕不是一旦人民法院履行了程序上的通知義務，就會導致被申請人得以規避懲戒措施。
就案例1而言，這種顧慮更是完全沒有必要。一方面，根據相關規定，被申請人不可能攜帶巨額現金出境，另一方面，即使被申請人真的僥幸得以出境，法院在接到出入境管理部門的通知后及時對被申請人的賬戶予以凍結，也不可能出現被申請人將共同存款轉移至境外的情形。
筆者還認為，實踐中，對于確實需要限制被申請人出境的，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執行，凡能盡早處理的，不要等到被申請人臨出境時處理。案例1中，被申請人在換取登機牌后才被告知被采取了限制出境措施，不得離境，從而損失了數萬元的機票費用。限制出境的目的是為了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或者生效法律文書的順利執行，因此，人民法院及出入境管理部門的相關工作應當盡量避免對被申請人造成不應有的經濟損失。筆者認為，如果因人民法院或者出入境管理部門違反法律規定進行操作，對被申請人造成損失的，被申請人有權提出國家賠償。
第三、法律沒有規定被申請人提供充分、可靠的擔保后，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解除限制出境措施確實不致影響案件的繼續審理或者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的，可予以解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印發《關于依法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公民出境問題的若干規定》的通知……（三）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在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公民出境時，可以分別采取以下辦法：……2.根據案件性質及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分別采取監視居住或取保候審的辦法，或令其提供財產擔保或交付一定數量保證金后準予出境。可見，限制出境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國家威懾力促使被申請人參加訴訟活動或者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如果被申請人能夠自覺參加訴訟活動或者被申請人提供了充分、可靠的擔保，其財產已在控制處分過程中且足夠執行的，其出境已不影響案件的繼續審理和執行，就無限制其出境的必要。案例1中，王某自始至終自覺參加訴訟活動，在得知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決定后，第一時間就提出愿意提供充分的擔保，要求解除限制出境措施，但承辦法官再三以審批程序繁瑣為由予以推托，最終導致王某長達數月無法正常工作。
三、關于離婚案件中采用限制出境措施的一點建議離婚案件關系到當事人人身和財產的綜合利益，借助國家威懾力而采用的限制出境措施的運用應當更加謹慎，但也應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不宜過于嚴格。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立法精神上看還是在實踐操作過程中，人民法院對于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都是持謹慎態度的。
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僅對執行程序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進行了明確規定，對于訴訟過程中該措施的法律依據僅見于《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8條、《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23條以及1987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發布的《關于依法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公民出境問題的若干規定》第4條中的原則性規定，即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結民事案件不能離境的。
而離婚案件本身又有其特殊性，其關乎當事人人身和財產的綜合利益。如果在
離婚訴訟中隨意采用限制出境措施，將直接導致某些離婚案件的當事人系屈服于國家威懾力而決定是否離婚，這種影響是極其負面的，嚴重有悖于法律最基本的維護自由的使命以及《婚姻法》規定的婚姻自由原則。但如果出現確需采用限制出境措施，而人民法院未及時采取，也將導致申請一方當事人遲遲不能解除雙方的婚姻關系，從而滋生其他社會問題。
案例1中，王某因工作需要經常出國，人民法院對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直接導致王某基于盡早恢復正常工作的考慮，盡管對一審判決結果不滿意，但也無奈放棄上訴。案例2中，吳某因法院未及時對鐘某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導致案件至今尚未審結。
因此，在
離婚訴訟中，應把握好采用限制出境措施的尺度，綜合考慮申請方和被申請方雙方的權益，不宜過松，也不宜過嚴。
